很多人都对古典小说中的各类“演义”并不陌生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作品更是家喻户晓。

那么，到底什么是“演义”呢？

我想很多人其实都并没有特别关注过，甚至也可能简单地将其中的“义”理解为“义气”，这种理解与“演义”真正的内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演义：只有一些特定题材的小说才能以之冠名

其实，如今很多以“演义”命名的小说作品，在最初阶段的名字并不如此，它们主要是在明、元两朝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，才被以此命名。

在宋元两朝，叙事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逐渐抛弃了“唐传奇”类似于传记般的故事讲述，而发展出了“小说”的雏形。

这些变化大部分都发生在通俗文学里，宋元话本虽然很可能只是“说书”人的讲稿底本，内在逻辑、语句等都比较混乱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叙述，但已经能看到文学创作的痕迹，很多内容都增加了人工刻画的色彩。

这些作品中有一种非常受人欢迎的类型，那就是和历史有关的故事，绝大多数都集中在“讲史”一类里。

但在最初，这样的文本还不能称之为“演义”，它们只是情节较为引人入胜，要么场面热闹，要么故事离奇，总之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，一切以能吸引听众为旨归。

这就导致了同样一个故事，各家有各家的讲述。比如秦琼和尉迟恭“三鞭换两锏”的故事，有人说是双方以肉身硬扛了“三鞭两锏”，也有人说双方打得是石头来验证武学威力，但整体的情节都是一样的。

很多人尤其是书商，以前是为说书人刊印底稿，但无形当中就积攒了很多故事版本，于是便将其串联、完善，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文本，并刊刻售卖。于是故事的获取方式就从“视听”变成了“阅读”。

这种读物甫一问世就风靡一时，不断有文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对之进行润色，故事也逐渐定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内涵和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

因为元代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黑暗，很多文人找不到进身之路，心中蕴含着极多的怨怼之情，这在诗文领域里是十分常见的，在通俗文学里自然也不例外。

这些文人学者在整理、编写“讲史”小说的时候，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内涵的灌输。比如《封神演义》里，重点并不是各路神仙打架，而是“有道伐无道”的天理昭昭，这些内容后来就被明代文人所保留下来。

恰巧，元代又是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的时代，义理思想极为浓厚，对天理、正统等等观念尤为重视。这些思想文化上的背景不可避免地在通俗文学里得到了展现，且成为了这些作品里的主题。

所以，“演义”两字顾名思义，就是阐发经义、阐明义理的含义，这个“义”指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天理、大义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通俗小说有什么关系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这种讲述汉末群雄争锋的故事里，关儒家什么事儿？

那就以《三国演义》为例，来看看这部被誉为“四大名著”之一的讲史小说，到底阐发的是什么“义”。

以《三国演义》为例，这部小说“演”了什么“义”？

从流传下来的宋元讲史话本来说，“三国”故事主要是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还没有用“演义”二字来命名，只是一部备受欢迎的汉末历史故事合集。

而用“演义”来命名这段历史故事，就是在元末明初。

一系列证据表明是罗贯中根据陈寿《三国志》，又参考了大量的民间传奇故事、杂剧、话本等通俗文学，增删了很多内容，灌入了大量的儒家“义理”色彩，编写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

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，是清代康熙年间，毛宗岗根据明嘉靖本加工而成的，辩证史事，增删文字，使其中的“义理”色彩更为浓厚，书名就改为了《三国志演义》，也即《三国演义》。

熟悉“三国”历史的读者其实都知道，历朝历代一般多是尊“曹魏”为正统的，只有东晋、南宋这等偏安王朝才会因为“同病相怜”而以蜀汉为正统。《三国志》共65卷，《魏书》就占了30卷，《蜀书》只有15卷，比《吴书》还少5卷。

然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120回的篇幅里，涉及蜀汉人物的有近百回，在回目上标明蜀汉人物故事的就占据了82回之多；全书所塑造的经典形象、正面形象基本也都属于蜀汉势力，其他团体的作用就是为了给蜀汉做衬托和踏脚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在蜀汉中的重要人物，如刘、关、张、诸葛亮逝世后的17个章回中，以蜀汉人物为主的也占据了9个之多。

除此之外，其他势力的武将、智囊团体被蜀汉同类角色碾压，赤壁之战这一占据8回篇目的中心情节，真正的主角也从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文献里的周瑜变为了诸葛亮，周瑜沦为了台前指挥的角色，诸葛亮才是战争胜负的导演者。

这些情节异常鲜明地告诉读者，蜀汉才是当时的正统，是汉代的延续。所以，蜀汉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质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真正所要传达的“义理”所在。

这在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回“桃园结义”的情节中就有很明显的确认，刘关张三人结义时候所发下的誓言就是贯穿全书的主旨：

……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……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！

三人结义的缘由并不是一见如故的友谊和义气，而是“救困扶危”、“保国安民”的志向，“背义忘恩”所指的也不是违背三人之间的小义、小恩，而是家国之义、家国之恩。这种观念在“三顾茅庐”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，诸葛亮直接点破刘备帝室之胄的身份，将“匡扶汉室”作为了这一团体最终的目标。

刘备一行人前前后后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来展开的，从破黄巾、讨董卓一直到几次北伐，均不例外。

这就非常明显了，《三国演义》真正所要传递的“义理”，就是君臣契合，匡扶汉室，是仁人志士的一腔忠义。

所以，历来名家评《三国演义》，都持一个“有义存焉”的态度，对孔明之忠、关张之义等等品质大加赞叹，“裨益风教，广且大焉”这样的评语更是层出不穷。那些脱离了“演义”真谛来解读《三国演义》故事的观点，都严重违背了全书主旨，落了下乘，甚至是完全曲解。

这也使得后世诸多的文人学者对历史的品评标准，逐渐从历史演述变为了“义理阐释”。这正是文学创作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，也是《三国演义》能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。